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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，所以有武庚的事件，在那事件之中，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。《檀弓》所记，已够使人厌倦，使人失望，使人感觉孔子的门风真是及身而绝了。

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，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。那个消极的儒对那新兴的文化存着绝大的怀疑，要人寡欲绝学， 回到那无知无欲的初民状态。至于《庄子列子》书中所记孔子见老子的话，离最古的传说更远，其捏造的时代更晚，更不用说了。……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。因为古来久有那个五百年必有圣者兴的悬记，因为孔子生当殷亡之后五百余年，因为他出于一个殷宋正考父的嫡系，因为他那出类拔萃的天才与学力早年就得民众的崇敬，就被人期许为那将兴的达者，——因为这些缘故，孔子自己也就不能避免一种自许自任的心理。

我们看孔子对子路说：啜菽饮水尽其欢，斯之谓孝。…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，谓其多投，故号遍施于九能，诸有术者悉赅之矣。……正名覆实，不罚而威。

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《经说》曰：佴所然也者，民若法也。法家之中，韩非最有特别的见地，故我把他单提出来，另列一节。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，必为汤武笑矣。

此明说用人即是用正法。言行既以功用为目的，我们便可用功用来试验那言行的是非善恶。

何则？乘者非一人，射者非一发也。齐亡最后，那时韩非已死十二年了。所以郑国子产铸刑书时（昭六年，西历前536年），晋国叔向写信与子产道： 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惧民之有争心也。这都是说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，刑没而不行（用《管子·禁藏》篇语）的无为之治了。

荀卿骂那些主张古今异情，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都是妄人。墨子的兼爱主义直攻儒家的亲亲主义，这是平等观念的第一步。儒家不但有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的成见，还有亲亲、贵贵种种区别，故孔子有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的议论。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

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，恶有恶名，使人一见善名便生爱做的心，一见恶名便生痛恶的心。《尹文子》的法理学很受儒家的影响（说见上章），故他的第一种法，即是不变之法，近于儒家所谓天经地义。

故杀之中，又可分别出千百种故杀的原因和动机。……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？（尊字是动词，贵是名词）贵何业之守？ 这两句话很有趣味。

如《管子·白心》篇说：名正法备，则圣人无事。但本章所讲，注重中国古代法理学说，并不限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谓法家。这不过是注重刑赏的政策，与法理学没有关系。如上文所引《尸子》的话：君人者苟能正名，愚智尽情。守法便是效（效的本义为如法。又说：正名去伪，事成若化。

先有种种美术作品，方才有美学。上流社会只该受礼的裁制，不该受刑的约束。

不恃赏罚而自善之民，明主弗贵也。古说相传，尸佼曾为商君之客。

他说： 故不相容之事，不两立也。又步过六尺者有罚，弃灰于道者被刑（《新序》）。

……今境内之民皆言治，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，而国愈贫。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，提倡武力（《史记》所谓变法修刑，内务耕稼，外劝战死之赏罚是也）。故有常仪的，则羿、逄蒙以五寸的为巧。先有文法，方才有文法学。

据这些引语看来，尸佼是一个儒学的后辈，但他也有许多法理的学说，故我把他排在这里。我上文说过，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大都受了老子的无为两个字的影响，就是法家也逃不出这两个字。

但不守法即有罚，便是用刑罚去维持法令的效能。正如先有农业，方才有农学。

所以说审一之经，又说执一以静。君人者苟能正名，愚智尽情。

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尹文在名家是错的。这种观念正与墨子的尚同主义相同，不过墨子的尚同主义含有宗教的性质，别墨论法便没有这种迷信了。如《尸子》，如《管子》中《禁藏》、《白心》诸篇，如《韩非子》中《扬搉》、《主道》诸篇，便是受了老子、孔子两系的无为主义的影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《韩非子》五十五篇，今本也有五十五篇，但其中很多不可靠的。

去规矩而妄意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轮。这就可见孔子不重刑罚，老子更反对刑罚了。

既劝秦王攻韩，又劝他存韩，是决无之事。言耕者众，执耒者寡也。

墨子的尚同主义要一同天下之义，使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。百工为方以矩，为圆以规，直以绳，正以县。